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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娱乐:探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简评

时间:2021/4/5 11:31:35  作者:  来源:  查看:2  评论:0
内容摘要:  由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关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的争议从未停止。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和解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中,分别经历了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辉煌以后,中西方都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冲突阶段。然而,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
  由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关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的争议从未停止。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和解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中,分别经历了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辉煌以后,中西方都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冲突阶段。然而,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蕴含着中西方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巨大的结构性差异。

  潘岳先生对中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颇有心得,在此之前就发表《战国与希腊:中西文明根性之比较》(《文化纵横》2020年6月号)一文,对中国治理模式“秩序优先”和欧美治理模式“自由优先”的历史根源进行剖析,认为西方不断走向分,中国则不断走向合,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不过,正如评议者指出,何谓“文明根性”,为什么战国晚期的中国从诸国林立走向了政治大一统,而古希腊的诸邦林立熬到最后却被北面的“蛮族国家”马其顿所消灭?文章似乎并没有说得特别清楚(参见程金华《从文明之根到治理之花——读〈战国与希腊〉有感》,人民政协网,2020年6月22日)。因此,潘岳先生的新作《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中国民族杂志3月刊),不仅是他对中西方历史和文明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也是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和回应。

  在这篇新作中,潘岳先生特地择取公元4世纪至7世纪发生的欧洲“蛮族入侵”、中国“五胡入华”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对这一相似的历史轨迹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探寻为何欧洲走向分裂而中国再次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潘岳先生认为,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最终还是走向分裂,建起了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中国五胡十六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无数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开创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可以说,经历了“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之后的西方和中国,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在中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中,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形同质异的“大统一”最为引人注目。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秦汉与罗马的比较研究不断推进,从最初的个人兴趣发展为团队合作,形成较大规模的跨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其中,德国罗马史学家弗里茨-海纳•木敕勒(Fritz-heiner Mutschler)和汉学家米塔(Achim Mittag)于2005年联合发起的“中国—罗马帝制比较研究”项目,组织了几十位来自欧洲、美国、中国的秦汉史与罗马史学者,对代中国与罗马的帝制概念、历史编纂、艺术考古、宗教思想等问题进行讨论,其成果结集为《帝国构想:罗马与中国的比较》(Conceiving the Empire: Rome and China Compared),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古代中国讲究天下一家的“普世秩序”(universal order),而古罗马则强调由核心村落不断扩张而统治地中海(张朝阳《秦汉中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综论》,《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相对而言,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之后的中国和西方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冲突,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对此,学术界的比较研究却显得沉寂许多。

  因此,潘岳先生从“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的视角,通过公元4-7世纪中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继续探寻中国和西方不同道路的文明逻辑,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蛮族入侵”与“五胡入华”的中心议题,均与所谓的“野蛮”族群进入并统治较高文明地区有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道,“根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然而,为何“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潘岳先生从“汉化”与“罗马化”的比较切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潘岳先生认为,“汉化”的成功与“罗马化”的覆灭,有其内在的文明逻辑。

  关于“汉化”,潘岳先生指出,那些认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并不可靠。真实的历史是进入中原的五胡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在人口数量上也占优势。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的数量只占其中三分之一。然而,庞大的胡人群体没有以多压少“同化”汉人,相反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因此,人口数量不是关键因素。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文明制度。潘岳指出,“汉化”并非体现在“改汉姓”、“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而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秦汉儒法国家形态,这些才是“汉制”的灵魂。更为重要的是,“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接受和坚持了“汉制”这一文明制度,“夷”也可以转化为“夏”。五大胡族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绝不仅是礼仪风俗,其精髓在于如何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北朝对南朝的胜利,绝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创新的汉制对僵化守旧汉制的胜利。”这一结论,是对前述马克思“根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观点的有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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